澳门新葡亰平台官网上海自贸区开启“全球化红利”第二波

上海自贸区挂牌一月有余,各行业都给予了高度关注。一些纺织企业纷纷到自贸区参观考察,深度了解自贸区的设立对企业经营发展的机遇与潜力。行业内有些观点认为,自贸区规划面积太小,区内税收等优惠政策刺激不够,自贸区重金融领域改革轻实体贸易。因此,绝大多数纺织企业仍持观望态度,鲜有采取实质行动进驻自贸区者。其实,仔细琢磨可以发现,自贸区的设立不仅宏观上有助于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对于纺织企业的更好发展也同样存在着难得的历史机遇。  首先,大力开展服务贸易将助推纺织贸易转型升级。过去纺织行业作为传统实体行业,习惯于依靠生产成本低廉和土地、税收等政策洼地来谋求生存。当跨国纺织公司纷纷建立亚太地区总部,整合贸易、物流、结算等功能的营运中心,快速抢占全球贸易价值链的核心地位时,国内纺织企业仅仅采取向东盟一些国家转移产能的简单办法来应对,随着全球成本与政策洼地越来越少,这种传统的投资带动贸易路径势必带领企业越走越窄。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当前,我国纺织企业开展国际贸易,迫切需要积极开展服务贸易,重点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等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抓紧抢占在全球贸易价值链中的有利地位。如此,上海自贸区鼓励发展服务贸易的政策细则,将会有效助推纺织企业培养国际贸易新型业态,进而增强行业转型发展的内在动力。  其次,金融领域改革将会显著缓解纺织企业的生存压力。金融领域改革是上海自贸区的重头戏,通过实施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政策,纺织企业有望改变过去融资难、融资贵和汇率波动风险影响企业正常接受国外订单的窘境,还可以积极发展离岸业务,充分享受上海自贸区带来的改革红利。过去,企业开展离岸业务总是受到外汇管制和金融成本等方面的影响,自贸区成立后,由于园区内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企业可以把离岸业务迅速做大,有条件的纺织企业还可以在自贸区内注册成立物流公司、供应链公司以及贸易服务公司,开展离岸和在岸业务。比如红豆集团已经在自贸区成立贸易有限公司,开展进出口贸易业务,同时准备成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探索适合红豆金融业务发展的道路,促进红豆实体经济发展。  再次,区位优势发挥将会辐射带动长三角地区纺织企业快速发展。从区位上看,上海交通便利、金融和服务业发达、周边产业集群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自贸区成立后,上海作为腹地经济与国际对接的桥梁,窗口效应更加明显,将带动长三角地区等重要纺织大省之间的贸易、加工、服务行业快速发展。自贸区的“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首先会辐射长三角地区,而区域经济的竞合格局势必将迎来新一轮调整,将带动长三角地区纺织企业迎来新的持续较快发展机遇。  需要提醒的是,上海自贸区改革为纺织行业发展释放的改革红利,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各地园区为招商引资而进行的政策大让利,一次性的政策红利派发能给予的最多是改革的先发优势,而未来行业经济增长的路径应该是逐渐摆脱对政策、资源等外部性依赖,在自由贸易放松管制的改革下,积极寻找到一条内生性、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道路,促进行业经济高效率和高质量的增长。

正进入挂牌倒计时的上海自贸区是中国新一轮“以改革促开放”大战略的重要决策。本世纪的十年可谓是全球化红利期。而今,以上海自贸区为代表的改革开放新战略已经启动,这势必让中国获得新的增长红利、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

目前,中国建立了6种类似的经济特区,包括保税区、保税物流区、保税港区等,上海自由贸易区是国家拟建设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理论界将其视为与1979年建立深圳特区、2001年加入WTO同等级别的重大改革举措。

此时,国家推出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到底有什么深远意义?事实上,就大趋势而言,中国以要素红利为主导特征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将趋于结束,迫切需要开启第二波“全球化红利”,即通过构建新全球价值链和庞大的内需市场,吸收国外高级生产要素,如技术、人力资本等来推动中国经济升级,而上海自贸区战略就肩负着这样的使命。

上海自贸区所承载的使命体现在:首先,上海自贸区需要担当构建国家价值链,提升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使命。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是我国出口贸易的龙头之一,由于我国加工贸易的零部件和原材料过度依赖进口,形成了研发和营销“两头在外”的模式,再加上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过短,对配套产业的带动作用不足。因此,需要进一步调整加工贸易的方式结构,加快构建国内价值链,特别是如何积极参与加工贸易的企业应加强自身优势的培育,使跨国公司将更多的设计、生产、流通和服务环节放在中国,优化母子公司之间的分工关系,促使加工贸易由单纯生产向综合服务和全球运营方向转型。

另一方面,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市场在全球影响力的持续提升,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希望在上海设立亚太区总部甚至全球事业部总部、全球性研发中心。上海在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集聚方面,正处于历史性的战略机遇期。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扩内需政策将进一步激发国内市场增长潜能,逐步提高的劳动力素质和相对完备的配套能力为吸收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外商投资创造了发展条件,跨国公司将全球战略重心从欧美市场向以中国为核心的亚太区新兴市场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这带来了整个价值链的转移。截至2012年9月底,上海已累计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393家,成为中国内地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集中的城市,无疑,上海自贸区将肩负着如何进一步吸引全球高级要素向中国集聚的“洼地”角色。

上海自贸区战略不仅是国内新一轮改革的迫切要求,也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新一轮全球化的倒逼使然。从国际大环境看,当前,不同贸易体系下的谈判内容更加侧重贸易与投资并重、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相关联。尤其是国际服务贸易协定、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关系协议、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加速推进。更高标准的国际自由贸易协定在框架、内容、要义等方面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与规定。例如,大多数TISA谈判参与方在金融、证券、法律服务等领域已没有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限制。而我国这些领域的政策仍停留在传统的WTO多边贸易框架体制下,银行、证券、保险、电信等行业在上一轮加入WTO谈判时仍保留有许多限制外资准入的措施,缺乏参与TISA谈判的基本条件。TPP、TTIP谈判更是由于国际政治等原因,将中国排除在外。目前我国在新一轮区域自由贸易谈判中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

一旦TPP、TTIP自贸区谈判达成,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世界贸易规则、标准和格局,挑战现有贸易规则体系。美欧等发达国家将会在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等方面制定新的规则,这无疑提高了非自贸区成员国的“进入门槛”;另一方面,由于自贸区具有对内开放、对外限制的特征,因此,会对区外经济体构成更高的壁垒,会产生贸易转移的效果,而这也意味着中国贸易、投资等的国际竞争压力。

鉴于此,国家加速推动上海自贸区建设显然更具全球化视角。一方面,中国正在准备积极参与到全球自贸区谈判中来,并推动中国全方位的自贸区战略,保障中国全球化利益。另一方面,上海在贸易、金融、投资、航运、港口、关税、负面清单、离岸市场等领域进行改革,以及加快服务业开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与试验区相适应的监管等制度环境等重点制度性创新,这正是国家欲借推动国内自贸区建设为契机,倒逼国内市场化改革,推动中国与新一轮全球规则体系接轨的战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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